十三年前的2001年年初，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遭遇特大暴雪灾害，震惊世界。二月下旬，灾区路况稍有好转，外界和灾区的联系刚开始部分恢复，作为与内蒙古对口支援单位的北京青少年基金会就开始进行全面的准备工作，要动员全市人民为灾区受灾群众做点事情。三月初，青基会准备工作完成，3月9日晨7时02分，我作为《劳动午报》特派记者之一，和一名本报摄影记者搭档随北京青基会组织的北京媒体记者采访团，乘火车赶赴灾区。

那是一个历时6天，行程3000公里让人终生难忘的灾区采访之旅。

2001，那场冻于心化于心的大雪

——2001年内蒙古暴雪灾害采访亲历记

2014年7月16日至18日，我和原《劳动午报》摄影记者孔令德受北京青基会的邀请，再赴内蒙古锡盟地区，回访13年前特大雪灾发生后的我们采访过的灾区牧民，13年半的时间，一冬一夏，两个宛若黑白片和彩色片般差异巨大的场景，让人恍若隔世……

2001年3月初，我刚刚担任《劳动午报》首席记者时间不长，一天，报社领导找到我说，北京青基会有一个特殊的采访任务，报社希望你去完成。“什么任务？”我问。领导回答：“去内蒙古雪灾现场，大约一周时间。有困难吗？”当时我母亲刚刚患重病住院，社领导知道，所以问我是否有困难，但很显然，社里还是希望我这个首席记者承担这个很重要的采访任务。假如换做一般的采访，我肯定会拒绝，比如到基层参加、采访一个会议之类的，听到这个任务，我知道，自己这个唯一的“首席记者”在这个时候只能责无旁贷。我说：“没问题，我保证完成任务。”随后我说出了工作要求：带一名摄影记者，带一个笔记本电脑，只要当地条件允许，我要每天发稿。报社领导说：“没问题，你可以按照需要每天向报社预定版面，后方全力支持。”

从2000年年底到2001年年初，国内部分媒体已经开始报道内蒙古部分地区发生特大雪灾的情况，《劳动午报》一直在关注这件事，并用部分版面转发新华社给报社的专电和兄弟媒体的报道，现在能派记者亲临现场，用自己的视角从灾区发回报道，仅从新闻角度讲，已经是机会难得。

3月9日晨，我和摄影记者孔令德揣上记者证，戴上《劳动午报》胸卡，在老北京北站与穿着军大衣的青基会领队汇合后，和其他新闻单位的十几名记者一起，踏上了奔赴内蒙古重灾区的列车。

我们不知道，从此开始，这次灾区之旅前途未卜。

和死亡相关的“下马威”

3月9日。07点02分乘坐北京至张家口的火车在12：46到达后，我们改乘汽车在夜里21：40才到达锡林浩特市，这里已经是雪灾灾区，480公里的路程，用了18个小时。尽管一路上采访团都在和当地政府保持联系，但真的见到记者团到了，当地领导还是露出了吃惊的表情！他们指着记者驻地外的积雪警告：你们的采访必须暂时中止，因为，灾情过于严重，去灾区的路已经断了，采访工作无路可行。我们不同意，一意孤行要在天亮后立刻奔赴灾区。盟里的领导说，我给你们说几件事吧。

他的眼里含着泪说，“你们这些北京来的记者没见过肯定也没听说过什么是内蒙古雪灾，今年雪灾发生后，锡林浩特市政府抗灾指挥部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说一户牧民家里50多岁的老额吉（阿妈）可能走失了，请政府派人帮助寻找。当时一位旗委副书记就亲自带队指挥三路搜寻车队往报警的牧区深处赶。你们想都想不到，这三路救援队，一路都没能离开旗政府所在地——他们的眼前根本看不见路，浓烈的白毛糊糊（被风卷起的雪花）使人们的视界近乎为零，天地一片馄饨！第二天，天气稍有好转，全部开着四轮驱动越野车的三路救援队伍才冒着雪赶赴牧民家里。到了那里你们知道我们的副书记看到了什么？连已经惊吓的手足无措的牧民自己都没看到，就在他家蒙古包外简易围栏内的一个角落，厚厚的积雪下，隐约有一个蜷缩的人体。副书记疯了似地冲过去，扒开积雪……”讲话的盟领导哽咽着中断了谈话。我们这些记者不催他，静静地等着。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抽抽鼻子继续说：“那个人体就是老额吉，她就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哪里都没去……老额吉戴了一顶不算薄的毛线帽子，身上穿着棉衣。她最后的几缕气息埋在厚厚的雪堆下面，冻成了一个冰绺子，把鼻子和嘴连在了一起，末端是个冰坨。”

市委另一位干部告诉记者，老额吉的家人说，出事的那天晚上，老额吉说到院子里去点柴火，当时白毛糊糊已经像粘稠寒冷的粥那样把蒙古包糊死在大雪中了，家人不让她出去，可她说，“我这匹老马还会在草原上走失吗！”这位干部说，所以，你们无论如何明天不能去草原！他还补充道：“我们政府的救援车队已经翻车被拖回来，救援工作都停止了。”有记者插话：“不能派飞机吗？”市委领导说：“不能。我们没那笔钱。”

当天我们了解到，雪灾72小时，后，当地室外气温夜里降到了摄氏零下42度，包括少年儿童在内，死亡30余人。

我们到的那晚，市政府所在地正在刮着白毛糊糊。

在到锡蒙之前已经是灾区的夜里，我趁下车短暂休息的机会，让摄影记者拍了一张伴着明月的照片，配发了一个简短的新闻预告：……抵达锡盟……预计采访工作将持续一周。只要采访现场有一根电话线，本报记者就将每天即使向读者发回报道。这个预告在几个小时之后出版的《劳动午报》上就刊出了。

那时候，完全没有“宽带”的概念，所谓的互联网发稿，只能依赖拨号上网方式，传输速度极慢。而我完全没有把握在采访现场能有一根还通常的电话线。

劝阻无效，政府特批临时“公路”

3月10日。那是个星期六，气温摄氏零下21度，但天晴了。青基会坚持要最快赶到灾区了解灾情，以便筹集钱、物救灾；记者团坚持出发去灾区采访，为的是在最快的时间里让北京人了解灾情，向灾区人民伸出援手。

当地政府见状实在没办法，几位领导甩开记者团到另外的房间开了个会后，书记走出来说：“好吧。但你们只能绕行克什克腾、巴林左旗、巴林右旗等地到灾区，正常的路已经不通了。我们已经安排在盟委所在地和灾区那里，两头同时用大型推土机为你们开出一条临时的公路。”这个方向采访的总里程为550公里，那头，也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是西乌珠穆沁旗，那里是内蒙古大草原的深处，是重灾区重的重灾区。

一个由当地政府临时拼凑起来由6辆国产和进口车组成的越野车队，带着我们一行几十人出发了，因为救灾工作极其紧张，6辆车已经是政政府能力的极，我们只好每辆车里加上司机挤坐了6个人。

但我们的固执、坚韧并没有感动上帝，危险还是在我们身上发生了。几乎彻夜未眠的采访团第二天早晨07点30分出发后，刚进入积雪达半米厚的草原外围，北京电视台记者乘坐的一辆车就在一个岔路口因为车距较远，走错路离开了车队。我们这些前面的车无论如何也联系不到他们，终于到了移动电话信号稍好的地方，一通话才知道，他们的车出了故障，电视台的记者告诉焦急等待的我们：“正向前开着，忽然发现不远处有个黑乎乎的东西，车子也歪歪的，走过去一看，才发现是自己的一个前轮跑飞了。”我们只好在推土机推出的雪沟公路里等他们。汇合之后再继续赶路，到达哈日根台苏木（“苏木”是蒙语“乡”的意思）已经是午夜23点46分。

几乎两天未休息的记者团成员，在已然化作茫茫雪原的草原深处的午夜，头顶晴朗夜空似乎伸手可触的漫天繁星，一钻出让人厌倦无比的越野车，在摄氏零下30多度的寒风里顿感一股清爽穿透肺腑，全部不约而同地连做几个深呼吸，举头瞭望起了星空。

在被主人催促走进苏木办公室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几大盆已经不能再简单的清汤面条，因为刚刚出锅，在没有取暖设备的屋子里汤盆冒出了淡淡的热气。饿，难以控制的饥饿一下子被几盆面条逗引出来，不等主人为大家分面，记者们自己动手开始捞面条。可就在大家都把面条盛到碗里之后，又不约而同地没有动筷子。苏木长奇怪地问：“怎么，不好吃？”静默片刻，北京青基会的领队回答：“不是。我们——这里的群众现在有面吃吗？”苏木长显然被感动了，说，大家放心吃吧，前期已经有部分救援物资到了，这里的群众饿不着。

那顿面条，肯定是所有在场的北京人一辈子吃得最香的一次。但饭后，大家纷纷拿出了钱交给苏木长，说是交饭钱。苏木长被逼着接受了。

3月11日上午，我们开始了在相隔百公里以上的几个苏木的采访。

消失的公路和冰封的学校

自达哈日根台苏木至旗的距离70公里，我们用时6小时，这就是当地政府为给记者团采访出行，提前一天组织人员用推土机相向开一条采访车队的“专用路”，政府提醒我们，采访完毕必须迅速返回，否则，一遇大雪再至，这条路就会被风雪抹平。有了跑掉车轮和迷路的前车之鉴，记者团不得不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抓紧时间开展工作，大家实在不愿意在救灾工作异常紧迫的时候再给人家添麻烦，尽管我们的工作同样意义重大。

我们到了当地的一所小学校。

在如此严重的灾区进行采访，人心冷暖的瞬间变化永远让你无法预料和难以掌控。来到学校的时候，寒风中，小学生们由校长和老师带着列队站在校门口的两旁欢迎记者团，大家感动得热血沸腾，可一走进“校区”，我们的心好像一下子掉进了冰窟——原来我们在学校走过的短短的路，是临时打扫出来的，简陋的教室外，积雪没过了很多屋顶，还有更惨烈的地方——由地面向教室房顶竟然结了硕大的冰柱，四壁洞开的教室内很大的面积都结着厚厚的冰层，我们一下子想到——孩子们要是学了！

接下来的采访之后，就发生了至今还被北京青基会的人念念不忘的“记者倾囊帮助失学儿童”的事情。

那以后，采访的主题就变成了“灾区儿童会否失学？”

3月12日，我和摄影记者图文并茂地采写了新闻特写《不愿看到你眼中有泪》，和《我不想让哥哥失学》，后半夜用苏木政府的电话线发回报社。3月13日，《劳动午报》用一版大图文转后二个版的方式刊发。摄影记者拍摄的一版导读图片十分感人，都仁巴亚尔、宝音都楞两兄弟在向记者讲述雪灾后家里仅有的几十只羊冻死断了收入，所以全部都要失学的事情后，弟弟哭了。摄影记者在他悲痛的情绪将发未发时抓拍到了眼泪流出眼眶，晶莹的泪珠掉下眼角的一瞬间，他的身旁是欲哭无泪的哥哥，和强忍悲痛却备感无能为力的他们妈妈般的班主任老师躲避镜头是瞬间扭开的侧脸。

孩子哭了，老师哭了，记者哭了，青基会的人哭了……

我们还在茫茫雪原中不远数百公里到了一个没有人的蒙古包采访。当我们的车队压着积雪艰难地到了那个蒙古包前后，映入眼帘的是已经不完整的栅栏里，堆满了死牛死羊，本以为包里会有人，走进去才发现主人不在，里面简陋的几个木柜子都没有锁，打开一看，最奢华的东西是一件7-8成新的蒙古袍和半瓶二锅头救。随访的当地苏木领导说，那是主人遇到盛大节日或有贵宾来访时才穿的。不知道从哪里来了这家主人的一个邻居，他告诉我们，主人是去很远的地方看病去了，好像是阑尾炎。我们奇怪地问，阑尾炎在这里治起来很麻烦吗？苏木的领导说，小小的阑尾炎要过很多牧民的命，平时看病不论大小，他们都要走几百公里的路，现在遇到特大雪灾……“我真的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活着回来。”

看着蒙古包外成堆的死牛羊，听到如此介绍这个空蒙古包主人的情况，我的心“咯噔”一下——牲畜死亡尚可补救，人，一定要活着啊！

补充一句，因为不可能进行前期联系安排，所以，我们所有的采访地点和采访对象都是随机发现、遇到的，当地政府完全没有办法为我们提前做出安排。

今天，回访，全喜的眼泪

13年半之前的那次采访报道，反响极大。记者团还未离开内蒙古灾区，北京青基会希望工程捐助中心就有消息反馈给记者团，几天之内北京市民看了报道之后的捐赠款额就达到了62万元人民币，报道不断，市民的捐赠行动也在继续！

我们在灾区现场的记者还未结束采访工作，就已经把自己身上带的钱除留够回京后坐出租车回家的部分外，也全部就近捐给了采访的学校和孩子。北京青基会的领队韩正贤部长哭笑不得地说：“你们啊，没有一个不哭的，没有一个剩钱的。都成穷人了吧？”

但那次采访成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北京记者们终生难忘的一次净化心灵的工作经历，我们很得意。今年随北京青基会回访当年的部分采访对象时，我再次见到了都仁巴亚尔、宝音都楞两兄弟中的哥哥都仁巴亚尔。他的名字汉语的意思是“全喜”，弟弟名字的汉语意思“全满”。再次见到全喜，他说：“我还记得你。”说完，他和记者的眼里都含着泪花。他告诉记者，那次采访后，他和弟弟成了北京人指名道姓捐助的对象，所以，没有失学。后来他读完小学，就在家从事畜牧养殖，弟弟全满则读完了初中，成了牧区越来越有名气的摔跤手。问他弟弟怎么不在家？他说，去比赛了，已经晋级全旗第八名。

“现在我家盖了新房，买了一辆小汽车，羊也有好几百只，完全脱困了。”记者说，是啊，还记得当年你家的样子，两间泥房，一间是羊圈，进不去人，一间住人却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

当年采访时未见到的全喜的额吉（妈妈）不会讲汉语，一直在记者和他的儿子面前笑。回访见面这天，内蒙白天的气温很高，可这一家人全部都穿着重大节日才穿的紫红色的蒙古袍。全喜还要求记者让他用自己的手机给记者拍照片，“给弟弟发过去，让他也知道当年的记者叔叔回来了。”    

                                                  （胡志强）